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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族地区最古老最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牦牛

  交通运输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交通线路、运输工具等构成。它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发展。

  人类的交通运输活动,早在远古时代原始人的狩猎活动中就已经存在,先是肩扛与背负,随即逐渐学会使用畜力。用作交通运输的牲畜中,在中国主要有马、骡、驴、牛、羊、狗、骆驼、大象、驯鹿等。它们一方面直接作为驮载工具,供人乘骑和驮物;一方面充作牵引的动力,拉车或橇。这些作为运输工具的牲畜中古老而颇具特色的,如骆驼,它以其能忍饥耐渴、能负重至远、善于在沙漠中行走而被称誉为“沙漠之舟”;再如藏区的牦牛,它以其在群山耸峙、峡谷纵横、鸟道羊肠、千回百转、气候寒冷多变的恶劣环境中能负重、驰聘而被誉为“高原之舟”。本文将就牦牛这一藏区最古老、最具特色、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不可替代作用的交通运输工具,作一论述,以就教于读者。

一、牦牛的分布特点及其变迁

  1。牦牛的分布特点
  从古至今,世界上的牦牛分布几乎都在高海拔、低气压、冷季长、暖季短、严寒缺氧、饲草并不丰茂、生态环境极其严酷的高寒高山草原地带。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中国青藏高原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带,就是 世界牦牛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
  该地域的四周环绕大山。沿着西部的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 天山山脉,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山脉,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高原地区周围,向外向内的高大山体地区发展。其地域的范围包括今日中国的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区的全部和内蒙、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的部分,蒙古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部分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的大部,总面积达500万平方公里以上。牦牛分布的这些地区都在低纬度海拔3000米以上,高纬度海拔2000米以上的阿尔秦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等几座著名大山山系及其周围的高原高山地区。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山区,牦牛几乎绝迹。
  牦牛分布地区除高山高原特点外,还有低温严寒的特点。据窦耀宗等人研究,牦牛最适宜的气候生态条件为:暖季,月平气温5—13℃,极端最高气温<27℃,年降水量>250mm,湿润系数>1.0;冷季,最冷月平均气温>12℃,极端最低气温>一36℃。可适应的气候生态条件为:暖季,月平均气温19℃左右,极端最高气温<32℃,年降水平>150mm,温润系数0.7①(这里所引用的资料及气候条件表,均见:《中国牦牛学》一书,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年出版),详见下表: 

  2。世界牦牛分布的现状
  中国的藏、蒙古地区,是世界牦牛分布的中心地带,分布辽阔,数量最多。全世界 1400万头牦牛,有 90%即 1300万头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和内蒙古西部18亿亩的高山草原之上。这就是说,离开了中国的牦牛,那么就很难有什么世界牦牛业的存在和发展了。我国的西藏自治区是全国牦牛数量最多的地区,牦牛数量占全区牛类总数的90%以上,如果离开了牦牛,就很难说西藏的畜牧业能生存下去了。除西藏外,青海、四川两省的牦牛数量也很多。另外,甘肃、云南、内蒙西部亦出产牦牛。
  世界牦牛除中国分布最广最多以外,其余100余万头,则分布在与我国毗邻的蒙古、原苏联中亚地区(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共和国,以及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国)以及印度、不丹、锡金、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
  蒙古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二个产牦牛较多的国家,有牦牛70余万头,占世界牦牛总数的5%,主要分布于与我国接壤的阿尔泰山山脉及其支脉杭爱山脉地区。以巴彦洪戈省为最多,达8万头,其次为后杭爱省、前杭爱省等,共9个省饲养牦牛,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占全国牛类总数的三分之一。
  原苏联的中亚一带饲养牦牛13万余头,占世界牦牛总数的l%左右,主要分布在与我国接壤的帕米尔高原东部、天山山脉、阿尔泰山山脉周围地区,如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共和国以及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国家。1971年以来,原苏联政府还将帕米尔牦牛引入高加索山区的草原地带饲养,以生产廉价的牛肉和奶产品。
  尼泊尔有牦牛9万余头,占世界牦牛总数的0.6%,主要分布在与我国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即该国北部高山地区。
  印度有牦牛2.5万余头,占世界牦牛总数的0.2%左右,主要分布于与我国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南坡山区。牦牛数量虽然占该国牛总数的比重很小,但在印度人民生活中却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现代印度人83.5%是印度佛教徒,敬黄牛如神,不杀不食,只食牦牛和水牛。因此,牦牛便成了人们肉乳食品的主要来源。印度政府近年来很重视发展牦牛,成立了中央一级的牦牛科学研究中心,专事牦牛的选育、杂交、改良工作。
  至于尼泊尔、不丹、锡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也都饲养少量的牦牛,主要分布在与我国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帕米尔高原的西部。

  3。中国牦牛古今分布的变迁
  据古文献记载,在我国古代,牦牛分布的地区较之近代要广泛得多。在殷周以前(距今4000年以上),今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四川乃至陕西、宁夏等广大地区,居住着众多的古羌人(即一些来源不同的分散的部落,一些学者们认为他们是今日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的先民)。他们在与大自然的博斗中驯养成功了牦牛。在《穆天子传》一书里有一段古老的传说:穆天子曾到过西方的文山之下去拜见西王母,文山之人献给他不少的良马、“?芭!保?“壬寅天子饮于文山之下……,献良马十驷,用牛三百,守狗九十,?芭6?百。……”其中的“?芭!本褪顷笈#?至于文山在什么地方,有人认为即昆仑山,有人认为在今新疆西南。不管怎样,古羌人住地的青藏高原自古就是牦牛活动和分布的区域则应该是无疑的。
  同样,在殷周时期,在今日的四川西北和青海、甘肃南部以及川西南(雅砻江下游),乃至大巴山和荆楚地区,也都有饲养牦牛的活动。
  川西北和青海、甘南广大地区本是古羌人居住区。建国后,在康定地区就挖掘出古代牦牛化石,据考证,是属于新石器时期的牦牛遗骸,足见该地区饲养牦牛历史之久远。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叙述了古羌人从北往南的一次大迁徙,也有“牛群、羊群多兴旺”的记载。再从由甘肃往川西北南迁的古羌人,在汉代时已明确记载收养牦牛的史实来推断,川西北的古羌人驯养牦牛的历史也不会比甘青地区晚多久。
  至于川西南的少数民族(史称“西南夷”),在汉史文献中早就记载着“旄牛羌”、“旄牛夷”、“旄牛种”、“旄牛部”等部落。他们以饲养牦牛而著称,其居住地名叫“旄牛道”、“旄牛国”,所设县治的地方称“旄牛县”,放牧牦牛的高山叫“旄牛山”,河流叫“犁牛河”等等,举不胜举。据《国语?楚语》记载,白公子张谏周灵三曰:巴浦之犀、?印①钕螅?其可尽乎”。有人考证“巴浦”即古巴国北部的大巴山,“?印保?即牦牛。说明春秋周灵王时(公元前五世纪),在大巴山地区还能见到许多牦牛,以至于白公子张还主观地认为那里的牦牛资源是取之不尽的。《山海经?中山条》也记载:“东北百里日荆山(大巴山尾段),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其中多?优!薄S腥巳衔?,大巴山段可包括今湖北省神农架。该地区海拔高达3000米,森林密布,草场丰美,气温较低,为古代牦牛可生存之地。
  古代牦牛分布区域较之近代要广泛,那么为什么后来会缩小呢?大巴山一带乃至荆楚地区和川西南雅砻江下游(除木里尚保存外)的牦牛为何逐渐消失了呢?专家们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即:第一,古今地域气候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在古代,大巴山和川西南广大地域,大都是原始森林密布,地表蓄水和空气含水量大,气温较低,适合于牦牛生存。近代以来,人口骤增,原始森林砍伐殆尽,气温由低变高,草场受到严重破坏,这些地方早已没有牦牛生长繁衍的自然生态条件了。第二,部族或民族械斗和战争频繁等人为因素。大巴山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魏蜀长期拉锯之战就足见一斑。战争中掳掠屠杀牦牛,战败者赶走牦牛长途迁徒,包括古羌人从北往南的一次大的长途迁徙,致使牦牛从一些原来生存的地域逐渐减少以至绝迹。


二、牦牛的起源和藏族先民对驯养牦牛的卓越贡献


  1。牦牛的起源
  动物学家研究认为,家牦牛是人类猎捕获到的野牦牛,经过长期驯养而成。野牦牛又是由原始牦牛发展而来的。如果说原始,牦牛是野牦牛的祖先,那么,野牦牛就是家牦牛的始祖了。
  中国是牦牛的发源国,确切的说,中国的藏族先民(史称古羌人)是驯养牦牛最早成功的民族。
  牦牛的驯养和起源的具体时期,专家们的意见是很难一致的。有的认为,它的驯养时间与普通牛种的驯养时间是基本一致的,距今约一万年左右。有的则认为,牦牛的驯养时间,大约距今4000——5O00年左右,比黄牛驯养为家牛的时间(距今约8000年),要晚上二、三千年。但不管怎样,有一点看法则是一致的,即,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总是与人类的进化、民族的形成的历史年代有着密切的关联。
  现在我们就来看藏区的古人类发展和驯养牦牛的历程吧。考古资料证明,我国青藏高原早在旧石器就有了原始人类居住②(童恩正、冷键:《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江道元:《西藏卡若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载《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1958年,在青海南部托托河沿岸发现了许多旧石器,同年,在西藏林芝发现了古代人类头骨。从1966年起,相继在西藏地区的定日、聂拉木、那曲、阿里北部、墨脱、青海湟水流域及黄河沿岸、青海海南等,都发现了各种石器、骨器、陶器等。特别是卡若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形象地再现了古人类的生活轮廓:青藏高原的古人类已脱离动荡游猎采摘生活,从旧石器时代后期逐步进入定居的原始公社时期;生产活动已从单纯的渔猎游牧扩及兼营农业和饲养家畜等等③(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载《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2.3期合刊; 《“无人区”里考古记》,载《化石》1979年第2期)。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文献记载,吐蕃聂赤赞普就是活跃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河谷地带的雅隆悉补野部这个部落的王,同时也是吐蕃“六牦牛部”的王。可见,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以前,牦牛的名字已经成为部落的名称④(《吐蕃文献选集》P。T。1286)。发展到达布聂塞赞普时,西藏社会已出现了“犏牛、骡子等杂交牲畜”和“储存山地草类”的习惯。牲畜杂交品种的出现,反映了畜牧业技术的进步和水平。
  上述考古和文献资料说明,大约在距今4000—10000年前,居住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先民,已经在饲养牦牛了。
  藏族先民向来以发达的畜牧业著称于世。他们在将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畜方面,其时间之早、成就之巨大,均为世人瞩目。尤其是驯养羊、牛、犬等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许多民族(当然,养马和养驴等不如塞北的胡人)。试举例简述之:
  藏羊,是藏族最早驯养成功的家畜。早在殷周以前,藏族就已把古代“盘羊”驯养、改良成为绵羊。他们用石英制成的玉刀,把柔软的羊毛割下,搓拧成毛线,用以织毯子,并输入华夏,被华人称之为“褐”。我国最早创造的羊字,就是画的盘羊角、大眼的西藏绵羊的头像。如甲骨文中的羊字,就有等。说明当时中原养的羊,即是藏族祖先育成的绵羊种,而不是后来从北方引入的“咸羊”(小头无角的绵羊)。
  藏犬,本是青藏高原上的一种猛兽,与狼相似,经过比野牛更难十倍的长期驯养,成为非常得力的一种家畜,取名为“?m”,就是今日的藏犬。它是藏民守家、御盗、保护人畜的好助手。藏犬驯养成功的时间,距今至少已有4000千年左右,即殷商时代。这较之华夏养犬成功要早。因为在创制象形会意文字时,犬字是人字加一上根棍,即当时的犬还未驯顺,所以用棍防犬伤主人⑤(关于古羌人驯养羊、犬的贡献,见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一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牦牛,藏语叫“雅牛”(音ggag),本是西藏羌塘地区出产的一种野牦牛,经藏族先民长期驯养而成家畜,才成后来的牦牛。关于牦牛的驯养,下面即作专门的论述。

  2.藏族先民对驯养牦牛的卓越贡献
  将牦牛驯养成为家畜,是一个极为漫长极为困难的过程。前已讲到,牦牛的驯养和其它动物如羊、犬、马、猪的驯养一样,是与人类进化、民族形成相关联的。任乃强先生认为,牦牛驯养为家畜,是与古羌人的部落形成的时间相一致。众多的古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古羌人在殷周以前即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一带,那么,藏族先民对牦牛的驯养也应在同一时期了。关于这一论断,已被考古、文献资料所证明。
  1959年,在我国青海省都兰诺木洪塔里遗址出土的文物,就有用牦牛毛织制的毛绳、毛布,牦牛皮制作的革履及陶制牦牛等物品,说明早在殷周前,藏族先民就在青海西部、南部地区驯养成功了牦牛,并且很早就以牦牛产品为原料,制作了许多生活日用品和工艺美术品。驯养牦牛成功的时间,当然应该比出土文物的年代要早得多。
  再从牦牛的古文字的形成来看,它之被藏族先民驯养为家畜也在殷商以前。我国最早的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就有牛和牦牛的记载。把普通家牛写成,而把牦牛写成,以表示普通家牛是牵引作耕畜的,而体大毛长的牦牛则是不用绳系的放牧家畜。
  藏族的先民们为驯养野生的牦牛为家畜,不知道经历了多长时间的千辛万苦才获得成功,同时在这历程中,也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野牦牛在被驯养之前,是十分凶猛狂暴的野生动物,它们成群结队地东奔西突,驰聘纵横于青藏高原之上。谁激怒了它们,整群皆不顾死活地冲来,不仅豺狼狐狸等奸凶小动物不是敌手,就连熊、罴、虎、豹等凶残猛兽也要畏惧三分。要将这些凶暴的野兽驯养为家畜,象现在这样在牧民的牧鞭和口哨声中,指挥自如,不知要经过多少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获得了成功。有人估计至少得以万年计。
  在将野牦牛驯养成家畜这一伟大壮举中,青藏高原地区至今流传着许许多多驯服野牦牛的动人传说和故事。
  传说在西藏高原,距今2000多年以前,就居住着以畜养牦牛为主的六大部落—“牦牛部”。当西羌部落由古雍州地区(今陕西一带)西迁至西藏草原时,当地已有为数众多的“郊原牧人”驯养着大批牦牛。吐蕃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就是六大牦牛部的首领。在《五部遗教》和《嘛尼嘎绷》等古藏文文献中,都记载着:“驯服凶猛的野牦牛,曾是古代藏王从事的活动之一。”在宗教传说中则有:藏传佛教宁玛派(红教)始祖莲花生,从印度来到西藏的途中经历千辛万苦,一路降妖除魔,曾遇到一头凶猛异常的白色牦牛,与之搏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驰名世界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记述牦牛、崇敬牦牛的故事就更多了。其中关于阿里叔叔杀死黑色野牦牛献给天神,求得天神之子下凡来到岭国做国王的故事,最能说明藏族与驯服野牦牛的关系。故事说:“一天,一只白色?优W园咨阶叱觯?一只黑色?优W院谏阶叱觥D侵话咨??优1纠凑季葑庞攀疲?在中午时分它们的争斗还不相上下,可是到了晚上,黑色?优H椿竦昧耸だ?。巴里叔叔认定黑色?优1厥茄?魔,便决心用投石筒将它杀死”,并敬献给天神。剥去神话的的外衣,倒是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两头公牦牛为了争夺发情的母牦牛而进行殊死搏斗的情景,反映了藏族先民为驯服野牦牛所进行的苦斗。《格萨尔王传》还记述说:“英雄格萨尔曾设计用陷并征服、杀掉凶残无比的列齿?优#?剥取列齿?优5钠ぃ?献给仙女、未婚妻珠牡。传说反映了野牦牛的凶猛,要把它驯养成为家畜是何等的艰辛,以至于吐蕃赞普(王)和部落首领们不得不一代一代地亲自参与驯服野牦牛的工作。
  藏族先民如何捕获、驯善野牦牛?历史记载和传说都不尽详细。但是,我们可以从近代青海藏民捕猎野牦牛的状况来推断。由于野生牦牛性情凶悍,而且成群结队,捕猎时,猎者必须集体行动,从左右侧后伏击。如果从正面堵截,易遭其害。所获猎物只能是幼犊才能驯养,然而幼犊亦很难捕获,因为初生野牦牛体大而健壮,出生后数小时或最多一天即可随大群奔跑。有经验的藏族牧手便携带着成群的家牦牛随行,在打死或射死带犊的成年的野母牦牛之后,即以家牦牛群诱裹其幼犊,然后将这些诱捕得来的野牦牛犊从小加以驯养。由于这些牛犊野性十足,极难驯养,放牧时总是远离大群采食,见人即逃,常逃到数里外的雪山中,非以大群家牦牛诱裹是不会返回的,管理相当不易。
  藏族先民不但早在中原文化诞生之前就已驯养成功了牦牛,而且在殷周之际,就以牦牛黄牛杂交,创造出了犏牛这样一个新型的优良的家畜,其贡献为世人所叹服。
  牦牛、黄牛、水牛,虽然都叫牛,却是不同种的三个反刍偶蹄动物。它们之间是不易交配传种的。进行人工交配所产的小牛,有兼备父畜、母畜之长的上品;也有徒具父畜、母畜之短的劣品;还有偏得父畜或母畜若干优缺点的变种。只有在杂交的技术上,精于选择父畜母畜,历时若干年,才会创造出生产乳、肉、毛、役都优胜于父、母畜的犏牛来。正如马和驴杂交可以产生骡子一样,骡子只能一代不能传种。犏牛虽能产小犊,但皆纤弱而劣性,通常产下即被杀掉。唯有犏牛这一代特具优势,其性格之温顺,产乳量之高,肉味之美,毛之软长,特别是驮运、耕犁、适应能力之强,皆远胜于牦牛、黄牛。例如,牦牛在气温高的地方即不能劳动,否则易发狂而死。犏牛则较为耐劳耐热,所以凡是高原的长途运输,须逾越温暖河谷者,即只能用犏牛而不能用牦牛,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懂得,多繁殖犏牛,经济效益甚佳。于是他们普遍利用公犏牛身大作役用,利用母犏牛产奶供生活之用。犏牛之育种成功,大大地促进了古代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今,人们用异种杂交方法培育农牧优良品种已十分盛行,但是藏族先民能在4000年前就首创了杂交良种的犏牛,这不能不算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


三、牦牛作为重要交通工具的作用和其它经济价值

  1。高原之舟
  在近代机动车辆产生以前,人类的交通运输活动中,其动力除了人自身以外,就要算畜力了。用作交通运输的牲畜,在中国主要有马、骡、驴、牛、羊、狗、大象、骆驼、驯鹿等、牲畜在交通运输中,一方面充作牵引的动力,一方面直接作为驮载工具,供人乘骑、驮物。在藏族地区,由于山大坡陡,气候寒冷,空气稀薄,一些动物难于生存,因而牦牛就起到了广泛而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远古时代,藏族先民中的交通运输活动,在狩猎采摘时就已经存在。那时的交通线路都是原始小道,以各个原始人群体的居住点为中心,向四周幅射。运送的物体主要是采集、猎取物,与之相适应的运输方式便是肩扛与背负。随着藏区生产的发展,人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负运量也增加了,特别是逐渐驯养了牦牛、马、羊等动物并用作驮运工具,从而大大减轻了藏族先民在运输中的体力耗费。随后,藏区又逐渐引进、改良了牛车这样的交通工具。于是,用牦牛牵引的运输工具推动了藏区道路向更远、更广泛的范围发展,使藏族人民之间和藏汉各族之间的联系交往更广泛、更密切,极大地促进了藏区和内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藏族人民世代居住的青藏高原,其自然地理环境是独特的。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都是群山耸峙,海拔高达3000—5000米之间,沟谷纵横,空气稀薄,气候严寒多变,沼泽又多,历来行路异常困难。民谚有,“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泥没足;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之说⑦(正二三,指一年正月二月和三月,以下类推)。这决非夸张之词。就是近代,只要身临其境,人们都会有切身体验。在其它交通运输工具都难以在藏区发挥作用的时候(尤其在古代),牦牛以其特有的生理条件成了难于替代的重要交通工具,从而被称为“高原之舟”的美誉就当之无愧了。这是由于牦牛具有独特的生态特点和生物学特性所决定的:
  牦牛是具有独特种质特性的特种家畜。这是高原高寒气候条件下自然选择的结果。牦牛皮肤厚、面积小,全身披毛又长又密又粗,泌汗少,采食量大而不择食,所以能耐寒耐饥,能睡卧冰雪而不觉寒冷。牦牛体格矮健,四肢短、蹄宽大、质坚实,所以善行山路沼泽,且负载量大。牦牛的气管短而粗大,胸腔发达,呼吸快而变幅大,血液中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含量都很高,决定了它在空气稀薄的高山峻岭间也能负重。正因为牦牛具有别的牲畜无可相比的生理特性,所以它能在高寒山区长途负重,昼夜连续行走可达20—30天。史书上赞誉牦牛:“行冰天雪窖中不畏冷,虽数日无水草,犹驮二百余外,行走不衰,真边地之宝畜也。”⑧(民国:《松潘县志》)
  直到近代,虽然有了汽车、火车、飞机这样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然而在广阔的藏区,在雪山草地,在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多活动中,牦牛在驮运物资、代步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赞誉牦牛说:
  赞牦牛,皮肉可餐味可口,
  颂牦牛,它是军粮之泰斗,
  不喘气来不抬头,长征生活留记忆,
  驮运物资胜铁牛,谁不深深爱牦牛。
  牦牛之作为交通工具,行家们分析归纳了它的四大优点:(1)它善于行走沼泽地。在藏区草原上,有一种,望无际的沼泽地,它是由于夏季降雨,积水无处排泄而形成。该沼泽地的表面绿草如茵,底下却是稀泥浆,人一踏上就往下陷。加上草地行走没有一定的路线,这就给行路造成极大困难。牦牛足蹄宽大,如履平川,并能择地而行。(2)它善涉水渡河。高原的河水寒冷刺骨,有的又很深很湍急,而牦牛能泅渡。每当渡河时,先纵一牛过河,拴在河对岸,然后吆群众入水,不待驱赶,纷纷游向对岸,并自动聚集,听候指挥。(3)它能在高海拔空气稀薄的缺氧地带负重驮物,行走自如。(4)它不畏严寒。牦牛能睡卧冰雪仍泰然自若,在大雪封山后,其它交通运输断绝的情况下,它能用自己的头角拔雪前进并寻食枯草。
  正是由于牦牛及其与黄牛杂交而生的犏公牛有上述优点和特性,所以长期以来,藏族人民内部的交往和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换、交往,主要是靠牦牛进行的。牦牛运输成群集队而行。一群牦牛中,有领头的牛走在前面带路。头牛的颈项上挂着经活佛念过经的珠子,意在祈求神灵保佑平安。有的还要披搭以红色的毯子,以示牛的勇敢和劳绩。牛群出发前,赶牛的藏民要默诵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经文,有的还取下头上的红绸打结以卜吉凶。如果打结解不开,说明不吉利,当天就不走了,另择吉日再行。
  牦牛结队运输,赶牛人一般骑马,手持鞭子,一左一右地吆喝牛群。赶牛人挥动鞭子时能发出清脆的声音,要牛往哪里走,就把鞭子往那里挥。如果牛群不听吆喝乱走,就将鞭内的石子准确地击向头牛,以示警告。途中休息时,给牛喂点盐巴、糌粑,休息后,赶牛人吹声口哨,牛群又整齐地起步行走。赶牛人的行装很简单,一顶帐篷,一枝枪,外加一袋干粮,一座护身佛像。每日行走20公里左右宿营,在宿营地将牛群四散,寻食水草。黄昏来临,赶牛人一声呼哨,牛群自觉归来。地上钉一木桩,将牛绳系于桩上,有的赶牛人没带帐篷,晚上就睡卧在牦牛腹下,借牛的体温取暖、避风雨、御寒。
  随着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的需求增大。藏区的运输也由人背肩扛和简单零星的牦牛骑乘、驮运,而变成有组织、规模由小到大的牦牛运输帮了。
  明清以来,藏区以牦牛组成的牛帮运输形式大体有三种不同性质的形式:
  一种称“乌拉差”运输,即被差遣的牧民以牛马等无偿地为农奴主和官府应支差役、驮运货物。第二种是农牧民之间以物易物,即各自携带自己的产品,汇集到一定地点,进行交换,或者与汉族商人交换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藏民称之为“日尕”运输。第三种为商业性运输,藏民称之为“从洼”运输。经营这种商业活动的大都是土司、头人和寺庙的上层喇嘛。他们设有专门做生意的管家,主持牛帮运输和贸易,一些藏民就受雇于他们专事运货。
  在藏区交往和贸易关系的历史长河中,牦牛运输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它们担当了运输的主力,在年复一年的岁月里硬是靠腿脚踏出了长长的固定的交通运输线路,其中有的已成为近代公路铁路干线的基础。例如,以原西康藏区(今四川甘孜和西藏昌都)为中心向四周藏区幅射的牦牛帮运输线路就颇具代表性。该牦牛帮运输网络以巴塘、昌都为起点,向南,经云南中甸、丽江等地可达云南省各地;向西,经江卡(今芒康)、察雅或经林芝可抵拉萨、日喀则;向东,经康定、雅安直达成都和内地。往北,可经玉树到西宁或甘肃、宁夏等地。
  自古以来,牦牛运输为沟通藏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史称,“每日途间往来,运货驮牛不下万千”。从藏区输出的物品主要是各类畜产品及药材;从内地输入藏区的主要是茶叶、布匹、丝绸等生活用品。以1933年的康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全年输入茶叶12527包,衣物14600件,绸缎4100包,丝棉4600件,布匹19000匹,广药1000斤;输出麝香15200斤,虫草50520斤,知母343061斤,贝母13260斤,鹿茸13211斤,鹿角684313斤,藏药1300斤,羊毛185736斤,羊皮12000千张,豹皮70张,狐皮8536张,杂皮36000张,毛尾5000万斤。实际运量当远远大于此数。
  藏区的牦牛运输,还有大帮小帮之分。大帮驮队多为地方上的大商人所经营,他们自货自运,在四川草地的称为“达竹巴”,意思是“草地客”。小帮驮队多系汉、回两族人经营,藏民称汉族驮帮为“西客巴”,往往受雇于客商,为其驮运货物。小帮驮队,一般只有百十来头牦牛。大帮驮队,则有上千头牦牛,有的商人还联合组成超过万头的大驮帮。大帮驮队的调度指挥,由参加结帮的商户推选熟悉情况和有经验的人为正副总帮头,并按每户为一个帐篷进行编队,以防止互相抢道。大牛帮进行时,前哨有乘马开道,各帐篷依秩序而进。由于牛行缓慢,往往走在最前面的头帮驮牛已经歇息,而尾帮还在原地未动,通常要走两三天,尾帮才能起步跟进。旧时,由甘肃南部的夏河至四川松潘的大帮驮牛,要走20多天才能到达,而由四川康定,经由巴塘、昌都去拉萨的大帮驮牛,一年中只能往返两趟,成千上万的驮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2。牦牛皮船及牦牛产品在古代藏区的重要作用
  牦牛不仅是青藏高原的重要运输,骑乘的牲畜,用牦牛皮制作的牛皮船,曾经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是藏区内部和藏汉往来的水路交通工具。
  牛皮船起源很早,有史记载则见于唐代。当时居住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西山八国”之一的东女国,东与茂州党项接界,东南与雅州相连。该东女国与汉唐的水路交通就是用的牛皮船。《唐会要》和《旧唐书》均载:“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据任乃强考证,王都康延川即今昌都。所谓“弱水”,即澜沧江,自青海流经昌都再入云南。足见唐宋时水流湍急的澜沧江也已有牛皮船之记载。至于古代康藏广大地区,如傍水而建的道孚、甘孜、邓柯、昌都、拉萨、日喀则等许多城镇,均有“用牛皮船渡者”。⑨(任乃强:《隋唐之女国》,载《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版)
  牦牛除作为驮运乘骑的重要交通工具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外,对繁荣古代民族地区的经济也有积极意义。《史记》、《汉书》都说,“巴蜀沃野……西近郊笮、笮马、牦牛”。“汉兴……开蜀故激,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k僮、?优#?以此巴蜀殷富。”这里所描述的是距今两干年前藏族先民(古羌人)赶着成群的牦牛、犏牛、马、羊等牲畜,经过邛崃山脉进入巴蜀与汉人进行交易的动人情况。长期以来川边一带的茶马互市,当然也包括牦牛、犏牛及其制品的交易。延至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牦牛出西南徼外……人多畜养之。”足见从汉代至明清,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牦牛交易是经久不衰的。以致交易之盛,经营者获利颇多,地方财税收入亦增,其繁荣景象被史学家评议为“巴蜀以此殷富”。 1
  至于牦牛的肉、乳制品以及皮毛,则是藏民的主要食品和生活用品。牦牛尾还是内地士大夫珍爱的装饰品。
  牦牛肉之味美,早在东周时代就闻名于关内外。《吕氏春秋》载;“味之美者,牦象之肉也。”牦牛的乳制品也享有盛名。《征类本草》记述:“酥出外国(这里说的外国,是指古代的牦牛国,即今之甘孜藏区——笔者注),亦从益州来。……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醍醐色黄白,作饼甚甘肥,亦时至江南”。“酥有牛酥、羊酥,而牛酥胜羊酥,其?优S庞诩遗R病!薄啊侗静莞倌俊泛汀度?农记》等典籍也有“酥,?撑!??优H檎呱稀保?“牦牛酥油,乃品之上者”等等的称誉。
  关于牦牛作装饰品,《新唐书?吐蕃传》》说:“其兽,?优!⒚?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为裘”;牦牛尾则可作尘拂及其它生活饰品,最初还很名贵,只有统治者才能使用。如三国时,刘备守江南新野,曹操大军南侵,形势危急,有人送?优N仓粒?刘备取尾亲自结帽,借以消除烦恼。东晋时,士大夫崇尚清谈,经常手执拂尘,以示高雅。以致后来古典戏剧中的“净”角,总是手执拂尘。这些拂尘,大多是牦牛尾也。

  本文来源,除作者在藏区直接调查外,主要引自:
  1、中国牦牛学编写委员会编:《中国牦牛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6月成都第1版。
  2、任乃强著:《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1版。
  3、《藏放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拉萨第1版。
  4、黄红军著:《车马、溜索、滑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成都第1版。谨向以上著作的著者和出版者致谢!

Update Time:2005-02-16 19:28:33  By: China Travel Maps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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